那是我大二放暑假回釜山时候的事。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约了在得克萨斯胡同喝酒。我去错了酒吧，叫了几声没看到人，正要出去，里座两位也是华侨中学毕业的学长要我过去一下。其中一位学长一本正经地拉下脸跟我说：“郝明义，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瘸腿，怎么到处看你这么嚣张？我在台湾西门町就看过你咋呼咋呼的，怎么连来个酒吧也这么嚣张？你不知道你叫人很不顺眼吗？”

那天我没有生气，也没有觉得难过。想到自己的形象与气焰，嚣张到如此令人生厌，能让那位学长气成那个样子，一方面觉得有趣，一方面也好奇自己怎么会“正常”得如此过头。

至于朋友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给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不在话下了。

到二○○三年十月之前，我从没谈过第三个因素。

由于我自己成长背景与个性使然，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残障”，也不愿意和“残障者”之类的称呼扯上关系。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残障”的说法。我的基本想法是：人，各有不便。下肢不便而要拄拐杖的人，和视力不好要戴眼镜的人，并没有不同。或者，换个比方，在篮球场上，和乔丹比起来，太多人就算不拄拐杖，仍然不啻“残障”。“残障”应该是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

第二个原因，来自一次接受采访的经历。我和记者再三说明自己的观念，但是出来的文章，我还是成了一个“奋发向上，不为肢体限制所困”等等的“残障有为青年”。我实在不觉得自己有多奋发——我在工作上有什么成果，固然有努力在内，也有运气在内，和“残障有为”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我相信对于“残障”最好的对待，就是不对待——没有歧视，也不需保障。“残障”在社会里的出人头地或遭受淘汰，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不需特别看待。我以不谈“残障”，不和“残障者”的活动扯上关系，来当作某种行动与声明。

前两年，我上了刘铭和李燕主持的一个广播节目。下了节目后，也就向这两位不良于行的主持人请教了一下现在“残障”者的就业状况。本来我以为对台湾今天的法令和社会环境而言，“残障”者的就业状况，应该大有改善，却发现不然。“残障”者的主要就业方向还是四个行业：按摩，算命，修钟表，刻印章。虽然根据法令，公私机构在一定规模以上不聘用“残障”者就得罚款，但大家宁愿罚款。

和他们的谈话，让我很意外。也让我头一次觉察到自己的主张与行动可能陈义过高，太不现实了。

于是我决定贡献一点心力，每个月用一个晚上，去广青文教基金会当义工，和一些朋友聊天——聊读书心得，聊大家生活里碰到的事情。

这样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