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过度积极的人，也形成另一波危险势力。他们为了说而说，为了表示自己做到尊重病人的自主权而说，这样的说，却也形成了对病人的另一种伤害。无数位病人告诉我，他被告知疾病时的惨痛经验，有人说医师直接告诉他：“这病没救了，你回家处理一些后事吧！”也有人说护理人员问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刀吗？”病人摇头，护理人员紧接着说：“是胃癌呀！没人告诉你吗？”也有人说医疗人员没有情感，好像只是宣告着一篇公文似的说：“我们这里不能做些什么了，你们回家吧！反正在这里和在家里也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相信有时候是说者无伤害的心，听者却有意。但这样的“听者有意”正说明着病人的内心是如何地不安，又如何地恐惧与担心。

我曾遇过许多病人要求我告诉他们病情，也有许多病人对我提出疑问，像是：为什么疾病这么久都不好？为什么无法出院回家？为什么我还是这么不舒服？

无数个不同的时空，我倾听着病人各种脆弱、不安的心情，既想知道又怕受伤害的心情。我总是小心拿捏着告知与不告知之间的尺度，小心地观察病人的神情、语气与举止，我相信这些吐露着重要信息：病人是否准备好接受坏消息、病人是否有承受度、病人是否已有所猜测、病人是否有够强的支持度支持他接收讯息……

我更相信一件事，疾病告知并不只是“说”与“听”这两件事而已，不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了，有一个人听了，这件事就完成了。疾病告知应该是一个过程、一项艺术，在这过程里，我们求善求好的结果，希望没有人在过程中受伤，过程里便要有双方的投入与专注，是一连串相互说与听的过程。有时，并不需医疗人员明确告知，反而是病人主动说出他的觉察与发现，而这觉察与发现正巧是他的疾病情况。

不仅如此，临终病人的疾病告知需要许多的默契与信任关系。告知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病人，要病人依靠自己，而是让病人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要让病人意识到他必须把握时间，完成他生命里尚未完成的重要事情，也让他可以思考当生命真的走到最后一刻，他希望被如何对待，是不是应该拒绝强制的医疗行为，不做无谓的挣扎与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