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不说之间

我虽然在当中因陪伴而流泪，但也同时感到欣慰，因为我真实地体会到“知道生命有限”的意义，也真心实意地参与到一段疾病告知的互动过程中。

如何告知临终病人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的疾病已没有治疗的可能，向来是棘手的问题。西方世界对于病人自主与知晓的权利充分尊重，的确令人欣羡，这代表病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有权力知道任何施行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医疗行为，更有权力参与讨论与做最后决定。

这样的人权思想来到台湾之后，引起人们的共鸣。只要去看过病的、住过院的都有类似经验：被一堆听都听不懂的医学专有名词搞得混乱，心想就交给医师吧！因此也不多问了。我还听过别人告诉我，他曾想再问清楚，却换来医师的一句：“问这么多，是不是不信任我？不信任我可以换医师啊！”吓得病人不敢再多问一句。

许多人致力于倡导病人的自主意识，也推动着病人有知的权利，因为唯有清楚了解疾病、治疗方针，病人才有充分的依据来为自己做决定。

这信念与动机原是好意，但执行的人却不一定能掌握精神。我发现临床上变成两派人马，各有拥护者。一种是过度积极，另一种则过度消极。过度消极的人，可想而知，就是秉持着传统思想，认为医师权威最大，既然是病人的主治大夫，除非他说，否则没人可以说。所以医师若认为不需要让病人知道病情，也不需花时间替病人解释治疗方向，那么，是什么疾病、会如何治疗、如何进展便会成为“无头公案”，无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