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很多年以前，因为“历史的误会”，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卷入了一场“历史的纠葛”，他留下了这首绝命诗和一篇《多余的话》。这个人就是瞿秋白。这首诗乃是集唐人诗句而成：第一句来自韦应物，第二句和最后一句来自郎士元，第三句来自杜甫。对现实来说，知识分子是多余的；对死亡来说，思想是多余的；对一本书来说，“序”是多余的——“多余的话”。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对这个世界来说，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瞿秋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疑问：“人如果有灵魂，还要这个躯壳干什么呢？人如果没有灵魂，有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最棒的发明。”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所谓历史，就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一 从知识到智慧：现实的局限与理解的困境

某种意义上，人的一生意味着成长与进步。作为中国古代的智者，孔夫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我离开三十走向四十的时候，也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思考与解释。我至少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这样，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正如伏尔泰所说：“我想知道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有幸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惑”吧。我和王小波一样，“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绕在人类灵魂之中。”我试图去理解哲学与宗教，虽然我不是一个像样的读书人，更谈不上虔诚。一个人一旦开始介入思想，困惑总会随之而来，每一种事情你总会得到无数种不同的解释。“人可以通过对事物原因的理解而获得自由”，世界如同草木生长，你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其实，人的智慧永远难以超越他的生命。因为寿命和经历的局限，所谓“智慧”往往只是一时一地的见解。今天的人们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也绝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理论上每个人都拥有全球的图书馆，这种海量信息足以使现代人比古人占有更多的知识。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就是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再现，而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则知之甚少。”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甚至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我们占有的知识依然很少，甚至连常识都如此匮乏。事实上，我们并不比修昔底德做得更好，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常言说过犹不及，信息过剩导致的“淹没效应”使真正的有效信息依然稀少，虽然这种相对信息匮乏与古代的绝对信息匮乏不可同日而语，但信息的短缺状态依然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人类好学的美德才得以传承。

正如波兹曼的悲观预言，在一个“娱乐至死”时代，与其说我们面临着奥威尔困境，不如说进入赫胥黎陷阱。奥威尔担心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有效信息被淹没。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因此说，在一个信息过剩时代，对信息的梳理和整合显得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信息整合者比一个信息创造者更有意义。从内心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写作者，不如说我是一个读者。“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我只是想通过对海量信息的遴选、梳理与分析，最后集腋成裘，整合出一些有趣而新鲜的有效信息，而这些“信息”和“知识”正是我所喜欢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但却是一个好奇的读者。在一个娱乐和低智的时代，英雄与权谋假历史之名大行其道，这里常常没有真正的“历史”。失望的结果，便有了这本《历史的细节》。我常常这样想，发明文字乃至违反人好动的本性去写作，或许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结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