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三位英雄人物在生活的外部命运上就具有不容忽视的共同性：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星相方位。三个人都被一种极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力量驱赶出他们温暖的存在，卷进了一个毁灭性的激情旋涡中，过早地终结于可怕的精神错乱、致命的感官迷醉以及疯狂或自杀中。他们与时代毫无联系，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如流星般闪耀着短短的光芒迅疾地冲进了他们的使命的暗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义，因为他们只是从无限驶向无限：他们生命中的跌宕起伏几乎从不接触现实世界。某种超乎人性的东西作用于他们内心，这种力量超越了他们自身的力量。他们感觉到自己完全陷入了它的控制中：他们不是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在少数几分钟自我清醒的时刻，他们恐惧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变成了依附奴隶，成为一种更高之力——魔鬼之力下的中魔之人（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

“魔鬼性”这个词从古代神话宗教的原始观念进入现代，已经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意义与解释，所以很有必要赋予它一个我个人的解释。我用“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似乎自然将它从前的混乱中的一个不可转化的不安定部分留给了每颗心灵，这个不安定的部分总是兴奋而激越地试图返回那个超越人性、超越感官的本原之乡。魔鬼就像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酵母，一种膨胀着的、折磨人的、紧张的酵素，发酵了所有危险过度、心醉神迷、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东西，而排斥了其他的安静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上，心灵中的这个宝贵而危险的部分很快就枯竭耗尽了；只是在极少数的短暂时刻里，在青春期危机中，在由于内心世界的爱情或生殖欲望而激动的时刻，这种跃然体外、热情奔放和自我牺牲的东西才会充满预感地控制了市民式的平庸生活。但在其他时候，稳重矜持的人们却压抑住体内浮士德式的欲望，他们用道德的氯仿来麻醉它，用工作来压制它，用秩序来阻挡它：市民永远都是混乱之物的天然敌人，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他们自己心里。但在更高层次的人，尤其是创造性人物的身上，不安定却作为一种对当前作品的不满足而创造性地继续起着作用，它赋予人一颗“高贵的、痛苦着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质疑的精神，这种精神超越自身，渴望进入宇宙。所有那些以探寻和冒险精神推动我们超越自身的天性和个人利益而进入探寻之险境的东西，都应归功于我们自身中那一部分魔鬼似的精神。但只有在我们能控制它、在它服务于我们的紧张和激动时，这个魔鬼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旦有益的激动变为过分激动，一旦心灵陷入煽动性的欲望和魔鬼性的强烈爆发中，那么它的危险性就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魔鬼只有通过毫不留情地破坏有限之物、世俗之物，也就是它所寄居的躯体，才能回到它的故乡、它的本原之乡，即回到无限之中：它发端于扩充，却趋向于破裂。因此它占据了那些不知及时束缚它的人，它用可怕的不安定实现他们魔鬼的天性，粗暴地从他们手中夺去意志的控制力，致使他们这些毫无意志的被驱使者在风暴中迎着命运的险礁跌跌撞撞地前行。生命的不安定永远是魔鬼性的第一个征兆，血液不安定，神经不安定，精神不安定（因此人们也把那些散布不安定、厄运和破坏力的女人称为魔鬼）。在魔鬼周围永远萦绕着危险的、胁迫生命的暴风雨天气，永远萦绕着悲剧的气氛和厄运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