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诗人，同时也是哲学家。在这部选集里（也包括他全部的诗作），如果愿意，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他“梵我一体”，“有限的自我中寓有无限的绝对精神”，“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的宗教哲学理想的注脚，而且他的同胞中也有不少人这样做了。然而，广大的读者注意的却是这些决不脱离生活的宗教颂歌里，以精湛的创作技巧描绘下来的这一段坎坷生活中思想情感的足迹；他对真理（他的神）的执着的追求，他为之奋斗的思想被人误解，嘲笑时的“我独醒”的寂寞之感，他遭到打击、侮辱时的以笑当哭，仿佛获得自由似的欢乐，他为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深切悲痛……。更吸引读者并赢得他们的热爱的是他生活史上这一“收获季节”献出的累累硕果——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从失败中争取胜利，依靠自己的力量赤手空拳建造人间天堂的无限自信，决不“屈从多数，违心地改变初衷”，迎着风暴扬帆，与时代一同前进的战斗精神，对帝国主义贪婪、掠夺的谴责和对祖国母亲孩子般赤诚的依恋，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海毒云中仍怀着“殉准者的鲜血，母亲的眼泪，妻子的守望，会换来天堂”，人类经过血的洗礼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的坚定信念。当然，广大读者也不会忽略闪耀在诗歌里对被压迫的卑贱者无限同情的人道主义的火花。

《爱者之贻》和《渡口》主要选自《宗教颂歌》（Dhrman San-git，1917），《白鹤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Gitanjali，1910）和《刹那集》（Kshanika，1900）。

正如《采果集》以宗教抒曲诗歌的顶峰《歌之花环》为主一样。《爱者之贻》中选得最多的是公认为最优美的抒情诗集《刹那集》中的作品。《刹那集》是泰戈尔第一次运用孟加拉口语，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恋爱着的青年人而写的诗篇。它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歌唱爱情的悲哀和欢乐，歌唱在生意盎然的大自然中所产生的幸福感。这些诗，语言特別朴素，韵律特别轻快，感情的流露也特别大胆。然而在欢歌中却带有韶华已逝，青春不再（泰戈尔当时已近四十岁）的伤感惆怅的调子。而在《渡口》中却更进一步，已是站在从此岸到彼岸，从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渡口，镇静地等待死亡的日渐逼近。

泰戈尔的英译和孟加拉原文出入很大，是他的再创作。在翻译这几部诗集时，虽然查对了原文，但是除了一、两首由于英译意义不太明确，根据原文稍做增删外，其余的基本未加改动。

泰戈尔的英译早已有人批评是原诗提纲式的缩写本，是剥去了韵律、节奏的血肉，撕下了华美辞藻的衣衫的一副骨架。然而，泰戈尔毕竟是位大诗人，他的摒弃铅华的“再创作”不仅未失去原作的主旨，还为它增添了另一种清新的魅力。

泰戈尔的英译诗选，既不注明写作年代，又不说出选自哪一部诗集。这给只能依靠英译来欣赏或研究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在西方早已引起了批评，我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按英译出版的先后来划分泰戈尔的创作阶段，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的结论。